债务高企、风险集聚与体制变革——对发展型政府的反思与超越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债务的形成机制,指出体制性因素是债务高企的根本原因。这一体制性因素可概括为国有企业的优惠政策、地方政府的发展责任与软预算约束、金融机构的体制性偏好以及中央政府的最后兜底。文章通过引入国企与政府补贴的BGG模型,刻画了中国债务形成的体制性原因。计量模型分析也发现:导致宏观杠杆率攀升的因素中,体制因素更为根本;在较低收入阶段,公共部门债务特别是政府债务对增长的不利作用较小,但在高收入阶段,以政府和国企体现的公共部门杠杆率对增长和效率的负面作用明显增强。这表明,随着中国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通过政府干预实现经济赶超的传统发展模式亟待转型。就本文的主旨而言,这意味着:需要破除政府兜底幻觉,强化国企与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确立信贷资源配置的竞争中立原则,完善退出机制,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总之,要超越发展型政府,使之成为"有限的"、服务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