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总体性社会事实的农村社会上访研究

有关农民上访的研究,已经由第一代学者创建的维权范式,转变为第二代学者创建的乡村治权范式。然而,这个转变只关注到上访中的一个特殊类型,只是由第一代学者关心的集体抗争性质的上访,变为第二代学者关注的非正常上访、谋利性上访、要挟性上访等。两代学者的研究范式都没有对农村上访进行总体的分类研究。如果将农民上访问题纳入乡村社会的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大背景下考察,可看到乡村社会的秩序总体上是稳定的,但纠纷解决模式正在走向功利化和实用化,传统社会的情理机制正在转型为工具性谋利手段,乡村治理的意识形态话语和具体行动策略发生了实践性背离。这背后的深层原因并不是所谓的乡村社会的治理权限的撤退问题,而是当前压力性体制下,政府内部上下级之间的治理策略和手段分配不对等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