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治理的极限及其超越

技术治理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治理领域改革和政策实践的主导逻辑,基本特征是强调风险控制、事本主义原则以及工具主义地动员社会。其形成有着复杂的制度性缘起,与宏观政策模糊性、政策执行中控制权的碎片化以及自下而上社会压力不足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一总体性转型逻辑虽对改革初期启动具有重要意义,但近来开始引发治理转型深层次瓶颈。试图以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厘清技术治理的模糊性难题具有相当的困难。相比而言,可行性更高的改革着力点实际上要落在技术治理另外两大导因之上:第一,运用政党跨领域、跨体系组织优势推动系统改革;第二,努力推动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向下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