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以武犯禁——中国古代治理形态变迁背后的经济逻辑

本文提出下述假说并对其进行了探索性的分析:不同治理形态的社会在追求效率、公平与安全三大目标的时候,最多能够同时实现其中两个。本文认为,东西方发展日益分叉的实质在于不同治理形态首先追求的目标存在系统性的差异。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秦汉之际多委托人治理结构向单一委托人治理结构转变的各项特征事实的分析和模型推演,本文厘清了中国何以走上并锁定在以安全为导向的单一委托人治理形态的初始条件,认为商人的官僚化将社会资源控制力从非主流治理集团牢牢吸纳并控制在主流治理者集团之内,此举消除了各类游侠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对游侠的打击削弱了非主流治理集团的暴力依凭,汉朝以降各大一统时代均不能形成长期独立于政权之外的有规模暴力,是新的治理竞争者不能长期存在从而打破单一委托人治理形态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