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人类福祉的理论框架和测量

中国已经步入新时代,但还没有一个基于新时代背景的人类福祉理论框架。传统的人类福祉评价有居于行动起点的资源禀赋论和居于行动结果的效用论或者幸福论、快乐论。但这些评价都是不充分不完整的,在理论上可以追溯到可行能力评价。相对于仅仅基于可行能力的HDI以及其他相关改进版,本文从可行能力的理论框架到权重的设置、指标的选取原则和合成方式都进行了一个创新性的工作。首先,更加强调人类群体能力的拓展,提出人类功能结构框架,将人类可行能力划分为基础能力、发展能力、和谐能力、可持续性能力。其次,在权重的设置上,摆脱了HDI等指标体系仅使用主观赋权的缺陷,通过熵指数法将数据信息中反映的可行能力的差别纳入到权重中。最后,在指标的选取中,提出了一个基于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和边沁的"最大最多数原则"的标准。研究发现:①自1990年以来,中国人类福祉总体状况在逐渐变好,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②中国人类福祉地区总体差异在逐渐缩小,但东部地区人类福祉状况趋向于发散,中西部地区趋向于收敛。③中国人类福祉有后发优势和先发边际效应递减规律,高人类福祉地区发展速度较慢,中低人类福祉地区发展较快。建议:建立以能力为信息基础的人类福祉评价体系;制定遴选人类综合发展指数功能指标的程序;推动东部地区协同发展,提高东部落后地区人类福祉;通过提高健康、教育、城乡一体能力促进中西部地区的人类福祉;通过发展收入以外的其它能力来实现高人类福祉地区的福祉提升。